关于译事
只有在中国，或者说的再大一点---东亚文化圈，翻译才会成为那么重要的工作，而从事翻译的人竟能成一家，所谓翻译家。
能凭己手在大师的文字上有生杀予夺的权力，这是任谁都会手痒的事情，所以翻译行业参差不齐，好的译文能锦上添花，差的译文简直可以说是犯罪，当然有时也不能太怪别人，譬如说维特根斯坦的书，看懂都难，何况翻译呢？
总之译介是一件太重要的事，胡适总结文化重建的步骤，一是整理旧有文化，二是译介西方现代文化，三是建设新文化，这三者绝不是按部就班的，在很大程度上它们交叉同时进行，旧有文化其实就是故纸堆，本就放在那里，而此时最重要的是将外面的东西搬进来，此步骤是建设新文化的最关键的部分，如无此步骤，便不能谈新文化。自严复始，而至文革，译介中断，至于今日译介方兴，然而今日译介自我摸索多，而置数十年之前人经验不顾，至于求学外人，是为舍近求远也。
另一则，译介又是太难的事，严复说译事有三难，是为“信达雅”，取三者之二则已失败，即全取三者而不能谐调亦属失败。前日程浩兄邀我译《管锥编》，即以下：
支谦《法句经序》：我起初不满意它行文不富文采。维祗难说：佛家用语只要依顺它的本意而不事雕琢，取其准则而不加文饰，传经人使它简易明晓不失佛经本意，这就是好的译文了。座中人都说：老子说“有文采的文章往往不实在，实在的文章往往又缺乏文采”……“如今传介佛经教义，实在应当以直白畅达为妙”因此佛经译文，只需顺承本意，不事雕琢。”严就是庄严的意思，和文饰之意相同。严复翻译《天演论》，其前言之例说：翻译有三件难事：忠实原文、文辞畅达、文采典雅。这三件难事都在这里（译佛经）体现出来了。然而翻译要忠实原文，应当包含了文辞畅达、文采典雅之意。文辞畅达是为了更好的忠实原文，而文采典雅不是为了文辞畅达。按本意来传译，就能照原有的风格来表意，这就是所谓“信”了。支谦严复对此并没有探究。译文没有经过文字的雕琢，能通晓它的意思的人还多；而只明晓它的意思却不能通过语言表达，那么让人难以求取其本意。译文畅达而不忠实原文是有的，但还没有不畅达却能忠实原文的。有一个人为了讽刺时世，制作了一张撒谎表，罗列各种虚伪不实的话，比如文人自谦称拙作，征婚广告时夸大自身才貌，而所谓“直译本”也在其中，可以说是能言善辩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