语文老师
林建刚是我的朋友，准确的讲是我的师友，去年定论文题目之后，建刚兄便帮了我不少忙，《努力周报》这个方向也便是建刚兄给我挑的，我们的共通点都在于叙述《努力周报》在思想史方面的功绩－－我们的兴趣也在此，能挑一个自己感兴趣的论文题目，也是很多人所做不到的，但因为最后导师的要求，硬是将我从政治和思想方向拉回到文艺方向，也就有了《努力周报的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》，虽然获得了一些老师的赞扬，不过再如何讲，凭一个大学生的笔力，尤其是我这个只看野书不上课的，道德操守分为负－－很奇怪，为什么逃课就说明一个人的道德操守差呢？－－的人来说，说的难听点：就那德性吧。虽说上课通常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，但一个上过四年课堂的人和逃了四年课的人，文章写的孰优孰劣不一定，理论水平那是高低分明的了，其实这二者选一，也挺两难的，毕业的时候听很多人说如果再给他四年，他一定好好上课，我觉得挺傻×的，要再给我四年，我还逃它个四年，这四年我要做我上四年没做过的事……扯开了，说到我的导师帮我拉到文艺这个方向时我是一百个不情愿，但就算是一万个不情愿，你也得听导师的话呀，于是我放弃之前的准备的资料、笔记及草稿，重新又开始搜集资料，开始写努力周报的文艺，从这个角度讲，我写了两篇毕业论文
虽然是那么不情愿，但并没有很大的痛苦，因为文艺也是我兴趣所在，非但那时写起来还比较流畅，现在想来，我写思想方向不如写文艺方向，一是文艺方向至今还是很少人动过，而努力的思想则是快被写烂了，二来是我最近省悟的道理，为什么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学改革开始呢？为什么之前从器物、宗教、武力以及某种程度上思想宣传都不能使国民思想产生较大的改变，而最终却在文学改革时才有实现的希望呢
我想，有价值的文艺作品一定会影响一个人的品位及品性，并能稳定这种品味和品性，而这些东西就是一个人的思想，当这部作品影响到很多人甚至是整体国民（其中的智识者）的时候，那么国民性也就有了潜移默化的改变，相反，如果我们都是一味的思想说教，尤其是一个语文老师，过多的思想说教，尽管你说的那样正义或者有趣，那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洗脑，他今天或者因为你信仰了自由主义，明天也有可能被社会染成一个犬儒
大学里有两个影响我的老师，一个唐云，另一个是李祖德，唐云（他有一个博客叫遥远不远）是一个老愤青，常常抨击时政，课堂很热闹，我虽然不是他们班的也常常跑去听课，李祖德则是我自己班的老师，他上课说话结结巴巴，起初也瞧不上他就跑去唐云那边听课，但是偶尔听李祖德的课，发现他的文学课才是真正的文学课，尤其让我敬佩的是他能不带偏见的看待现代文学－－这很难做到，胡适曾说过整理国故并不是要删汰国故，只是将牛粪和鲜花放上台面让大家来看来知道，喏，我们中国有过那样灿烂的文化也有人类史上鲜见的渣滓，李祖德大概是做到了这一点，他给我影响是求真，这就是文学课的外延影响，有时它是教人审美，有时不自觉也教人求真，而真就是逻辑，逻辑则是独裁的天敌
说回到建刚兄，建刚兄于今年夏天从厦大毕业，去广西做了一名高中教师，今天他在博客上说要以培养反动分子为己任，我感到有些惶恐，第一怕建刚流于唐云式的肤浅，第二怕教人思考未成又误了学生前途，误人子弟之恶名岂是我辈之居所